摘要：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生于外有西方列强大肆入侵、内有封建统治极度腐化，面临着亡国灭种危险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接受了新旧两种文化的教育洗礼。为救国出国勤工俭学近6年，经历了人生的三起三落和战争的血雨腥风、文革的乌烟瘴气，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所倡导的“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政策，深刻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邓小平自小浸润于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身处中外文化交织、新旧文化革新的动荡乱世，其人生轨迹深受传统文化影响。他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并不在于沿袭、引用古代的语词和提法，很少直接引用古代哲学的思想观点和理论表述，而是知行合一、强调实践出真知，尤其注重对传统国学及哲学中优良思维方式的吸纳和创新。邓小平一生波澜壮阔、举重若轻、力挽狂澜，其行为深度彰显中国文化的哲学魅力和文化意蕴。本文试以历史史实视角、生活细节视角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视角探讨邓小平生平，以供读者在这日新月异、民族复兴的新时代，澄清大道心境、学习伟人智慧、更加行稳致远。
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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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邓小平生平经历中的中国传统家庭文化元素
（一）邓小平父辈家庭的传统文化家庭教育和饱含希望的家国天下传承
1.邓小平父母身体力行的“务实奋进、勤劳善良”家风教育。
家庭者，人生最初之学校也。一生之品性，所谓百变不离其宗者，大抵胚胎于家庭中。邓小平出生于比较富裕的中等地主家庭，父亲邓绍昌有一些文化，在成都接受过一些新式教育，见过世面，有民主革命思想，加之为人豁达、讲义气，先后担任过广安协兴镇哥老会的袍哥“掌旗大爷”(即头领)，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担任过协兴乡团总、广安县团练局长，经常参与一些“场面上的事”。也因为邓绍昌能主持公道，终不为军阀豪绅所容，担任广安县团练局长不到二年就被撤换，便到重庆避难。同时他兴办义学，自己也亲自到协兴小学教书，对家乡、民族赋有责任和远见。邓绍昌对外很宽容和善，在家里却很严厉，甚至有点苛刻，动辄打骂，孩子们都很怕他。但他有胆有识，有维新思想，并将其落实到自己的人生，灌注到家庭的开支上。他对孩子们寄予很大的希望，力主把邓小平送到国外留学，希望儿子能学点本事为国报效，有大的出息。为了能供儿子出国留学，不惜卖掉田地，多次低下头向岳父求援举债，才凑齐300个大洋(当时一个大洋在国内足够生活一个月)的学费。邓小平在法国参加革命活动后生活窘迫，他卖谷子、卖地寄钱接济，变相支持革命。邓小平寄回来的一些宣传革命的书刊，他也帮着收藏。让十五岁的邓小平拿着代表全家财富的财产出国求学，既是孤注一掷，也是非常明智，这足以说明当时的邓小平心智已经足够坚强和独立，充分得到了父亲的信任，也足以看出邓绍昌对世界和中国命运的担忧以及穿透黑暗追寻光明的卓绝眼光。1936年春，邓绍昌在外出返乡路上，被人用冷枪杀害。多少年后，邓小平在谈到父亲时说了四个字“进步党人”。他的弟弟邓垦是这样评价父亲的:“他属旧社会的人，有旧社会的一些坏东西、坏作风。但他对旧社会不满，对我们兄弟俩参加革命，一直采取支持、拥护的态度，从来没有反对过。”
邓小平的母亲淡老夫人，是一位情操高尚，勤劳俭朴的中国农村妇女。她身材瘦削，但身体比较健壮。在家中，她算是最忙碌的人，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煮饭、喂猪、养蚕、纺织，照顾子女和操持家务。她性格十分和善，从不打骂孩子，也不同别人吵架，处处谦让有礼，事事想到别人。她尊老爱幼，任劳任怨，对婆母百般孝顺，关心备至，对子女悉心照顾，严格要求。对劳苦人，她有着一种相互的同情感和仁爱心，总是想法去周济照顾那些贫苦的乡邻，深得远近乡亲的称赞。母亲的这些美德对少年邓小平有着很大的影响，邓小平对母亲的感情也很深。在邓小平弟弟邓垦出生后的几年里，邓绍昌团练局长一职被撤，不得不抛下家小，到重庆“避祸”，家里的重担落在了邓母淡氏的肩上。淡氏是个很有骨气的人，邓小平和邓肯都有淡氏的这个遗传。邓家有40亩土地，在当地称得上小地主。但父亲“避祸”后，家中渐无积蓄，生活日益困难。淡氏的娘家是广安一带的名门望族，家道殷富。有一次，淡氏带着儿子邓垦去外婆家，这是邓垦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外婆家。离开时，淡氏向父母提出，带点肉回去给孩子们吃，谁料遭到父母拒绝。从那以后，无论家里有多困难，淡氏都坚持养猪。
2.邓小平坚韧不拔的中华传统美德和善良担当的良好家庭教养。
邓小平上学非常刻苦用功，可以说是有意为难自己，磨练自己的志气。每天走着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小路去上学。一遇雨天，泥泞不堪，一不小心就会滑倒。开始的时候，祖母和母亲心疼他，怕他摔坏身体，遇到雨天就劝他不要去学堂，但雨再大他都坚持要去上学。家里只好给他在圩场上找了一户人家让他去搭午饭，以免来回跑。邓小平为了节省，不肯去搭伙，下午总是饿着肚子上课，家里只好让他中午还是回家吃饭。这样，几里的路程，每天两个来回，寒来暑往，风雨无阻，磨练了童年邓小平的意志。邓小平不仅成绩优秀，还很乐于助人。一次，有位同学的妹妹得了急病，邓小平知道这位同学家里很穷，从家里偷了五块银元，让同学带妹妹去看病。父亲邓绍昌察觉家中丢了钱，召集全家要审个水落石出。邓小平不等父亲开口就认了账，并递给父亲一根竹片认打。父亲拿起竹片打了几下后，觉得有必要先把情况问清楚，这时邓小平才在父亲的询问下说出了实情。父亲摸着邓小平身上的伤痕说：“偷得好，但你为什么不哭?又不说出来。”邓小平回答说：“偷钱该罚，所以该打;既然该打，为什么要哭?”邓小平终身保持这种对困难者的同情心和敢于承担责任的高尚品质。
邓小平读小学时，他的同班同学李再标的母亲得了重病，李再标决定割肝救母。幸亏邓小平及时发现：“你是读新学的学生，要相信科学!你先请几天假，回家请医生给母亲治病，好好照顾她老人家，这才是你作为儿子的孝心。”李再标接受了邓小平的劝告，回去为母亲治病。对不懂得尊重老人的人，邓小平会很不客气地指责他们抛弃了传统。
邓小平与他同时代的很多青年学生不同，他对传统道德不是一概否定，而是以尊重科学、跟随时代进步的态度来继承传统道德的优良部分。巴山蜀水养育了邓小平坚韧劲勇、豁达率直、务实担当的巴人个性，邓小平父母身体力行的优良家教涵养了他进取拼搏的优秀品格。邓小平早年向着困难和正义前进的人生经历和自我抉择，是他人生宝贵的财富，指引着他未来看淡困苦浮华、向死而生、直面生死荣辱的考验和淬炼，主动挑战越来越多的人生风雨。后来邓小平回国后，在中山军事学校讲革命课时，教育每个革命军人应遵守纪律，养成吃大苦，耐大劳，英勇善战的作风，正是源于其家庭教育和成长经历的切身感悟。
3.邓小平父母的严明家风是中国传统家庭优秀家风的典型代表。
总体来看邓小平家风纲常严明、内柔外刚、革故鼎新、为所应为，为邓小平人格养成提供了天然养料。古人治家重纲常伦理，讲究男阳女阴、男刚女柔、各就其位、各美其美，治家之道讲究中庸平衡，阳刚引领、阴柔跟随、阴阳互补、共成一体、化育幼苗，形成家庭之根本，不可过于严酷，悔于严厉，亦不可过于宽缓，失去节度。《易经》家人卦有云：“九三：家人嗃嗃(hè)，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意为：“九三以阳处刚则能治家，但九三虽得正却不居中，处内卦离体之极，越过了中位不能用中，所以是个治家过于严厉的家长。九三治家很严，甚至严过了头，难免有伤感情，使家人感到十分严酷。治家当然以适中为宜，然而在不能适中的情况下，与其过宽不如过严。过严会产生一些悔恨、危险的副作用，但由于未失治家之道，最终还是吉的。相反，妇人孩子都嬉皮笑脸，无所畏惧，这就会导致废家规、乱伦礼、生邪恶，终究是吝，吝的结果自然是凶。”邓小平严父慈母的家庭结构正是如此，以家国天下、许身报国的阳刚正气为引领，勤劳善良、贤良淑德的阴柔美德为辅助，在超越困苦中培养了子女的做事的锐气和做人的良知。孩子就是父亲和母亲的影子，正是邓小平父母身体力行的放弃优渥生活，勤劳俭朴的投资家庭和孩子的未来，真金白银的支持邓小平革命，为邓小平树立了人生的最重要的榜样，让他在今后人生的酸甜苦辣和大风大浪时穿透人生苦乐境遇，直取人生真意，始终保持着苟利国家、不好虚华的恒心和举重若轻、求真务实的平常心。
（二）邓小平家庭结构中的传统文化优势和务实拼搏家风
1.邓小平家庭中祖辈父辈延续而下的家国天下志向传承。
家庭是国家和社会的最小细胞，最终服务于孩子成长和家国传承。每个人都是历史时代和家庭环境的产物，都会受到时代的局限。邓小平父亲邓绍昌亦如此，当邓绍昌母亲戴氏独自一人担起家中担子竭力把邓绍昌送去成都法政学校求学取仕时，恰是传统科举已死，新学道路未成之乱世，邓绍昌在现实中成长为充满新旧文化矛盾的早期革命党人。少年儿童时期受限于封建时代，他骨子里有着旧社会的文化影响，对子女尤其严厉，但本身又有着强烈救亡图存的紧迫压力、其命维新的革新思想和穿透现实的时代远见，还有着光复祖业、重振门庭的家国使命和与民族命运、家族命运对抗的不屈精神。三代人才能培养一个绅士，正是家庭生活的细枝末节和家国命运的破碎不堪，要求着、支撑着邓氏先辈们去主动拼命奋斗、寻求生机。而奋斗的一切最终服务于家庭的发展，倾家荡产也要为下一代搭建更高的成长平台，淬炼更强健的脊梁。严父生认真，慈母生善良，这些思想在邓小平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几十年后，邓小平对子女要求同样很严，他在家从不议政，不谈工作。邓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子女不能介入大人的事情，邓楠上中学还不知道父亲是总书记。邓小平的办公室不允许随便进出，邓家子女长大后也都在自己的单位做事。邓小平还经常在家里开展自查活动，监督管理子女。他从不以权谋私，总是教育子女要靠自己的本事生活。1993年邓小平在杭州和孙辈们谈话，说：“你们要学点本事为国家做贡献。大本事没有，小本事、中本事总要靠自己去锻炼。”
邓卓棣是邓小平小儿子邓质方1985年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攻读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时生的独生子。美国法律规定，按照出生地原则标准，一个人只要出生在美国境内就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资格。不过，后来邓质方、刘小元夫妇学成后携子归国，邓小平就说：“谁说我的孙子是美国公民，他回到中国就是中国公民。”可见他对家国传承的根本名节的在意。邓榕说，邓卓棣确实在美国出生，但绝没有拿美国护照，而是出生后立即向中国大使馆申请护照，刚满月便被父母带回中国，“也许大家觉得生在美国就是美国公民，但这是个误解。”邓榕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们家不会拿外国护照，我们家人也一定是中国人。
2.身体力行、代代传承的邓氏家风是邓家子孙的宝贵财富。
邓小平家中这种着眼长远的纲常严明、长幼有序、父严母慈、家国天下的中国传统家风和家庭中求诸于己、发奋作为、不以物惑、以自身本事为核心的人生财富观和价值观，正是源于邓氏父辈、祖辈对家风功德的微小积淀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代代传承和发扬光大。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大理寺正卿邓时敏肯定会猜到两百年后相隔七代的邓氏子孙邓小平在自己修建的翰林院子启蒙受教，但不会想到他会伟大到改变中国命运。邓氏家族这种优秀的长远而宏达的家庭财富观以及衍生的家庭资本投向值得当代中国无数的小康及富裕家庭借鉴，以更好对抗当下初富国民追求享受奢靡、娱乐至死的世俗文化，推进民族精神的复兴和伟大。
（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和“无”辩证思维和智慧魅力
1.“有”和“无”的辩证哲思有着对世界万物和自然天道的大彻大悟。
“有”和“无”是中国文化阴阳属性中最极端的两点，两者互为一体：“有无相生，有无相对，有中生无，无中生有，有中有无，无中有有，有即是无，无即是有。当其无，有器之用。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任何东西有好处，必有坏处，有坏处必有好处，以至于好和坏、善和恶在现实中都是人本身意识的定义。文化的土壤和种子不同，认知的水平和格局不同，都会导致人对好坏的定义不同，进而对好坏、善恶、美丑的标准不同，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各有不同：“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基于这种广博的跳出自我的认知和天地宇宙的胸怀，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包容性、全局性、科学性，有效避免了文化偏见。中国传统文化的起始基调基于天道和自然法，体现天地意志，而非鬼神怪力，道家对鬼神的态度：“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也，其神不伤人也”。儒家对鬼神的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百姓对鬼神的态度：“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2.“有”和“无”的价值诉求有着高尚的中国人文精神和人生智慧。
《道德经》中表述“有为”往往说“为无为”、“处无为”。而“无为”按一般的解释就是不做或不作为，如果真的这么理解就错了，就不存在“为无为”之说。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谓的“无为”是放下基于个人利益的自私欲望追求，而去按照世界自然的规律性去“作为”，无欲以观其妙，有欲以观其徼，这样既能对内减少情绪干扰，提升格局智慧，也能对外减少系统内耗，洞悉规律，促进事物良性发展，不求个人好处，但求世界大为。对有和无、长期和短期、精神和现实乃至表相和真相的的历史辩证关系正是中华文化高深智慧的体现：“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在儒家文化中内化为“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人生智慧、“知其不可而为之，无所求中有作为”的修为操守和“老而不助，死无思也：有而不施，穷无与也”超脱世俗的历史辩证价值观。止和得、为和不为、富和穷、祸和福等等原本对立的关系得到了辩证统一和同源相通，《增广贤文》中“无心插柳柳成荫，有心栽花花不开”、红楼梦中“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均体现了这种人生智慧，中华文化更追求人生的内在富足和现实作为。“有”和“无”既可能是人生动力也可能是精神枷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生境地、人格高度的天花板，苏轼《留侯论》有云:“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吕蒙正《破窑赋》曰：“蛟龙未遇，潜水于鱼鳖之间;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衣服虽破，常存仪礼之容;面带忧愁，每抱怀安之量。时遭不遇，只宜安贫守份;心若不欺，必然扬眉吐气。初贫君子，天然骨骼生成;乍富小人，不脱贫寒肌体”。这正是中国精英对“有”和“无”的淡定坦然。
（六）邓小平的无产阶级价值观对中华文化“有”“无”智慧的继承发扬
1.邓小平“有”“无”的价值取舍和站位与个人的伟人风骨智慧息息相关。
邓小平同志对“有”和“无”的有着清晰的认知和价值取舍，这也成就了他无私无畏的、坚忍不拔的品德意志，海纳百川、求同存异和拨开云雾见青天的远见卓识。他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顽强奋斗的一生，真正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他曾经说过：“我从18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这就是他对“有”和“无”的态度，源于自小父母身体力行的教育和家国情怀的熏陶以及革命斗争中无数次困难挑战、利义取舍的反复锤炼。从领导百色起义到参加万里长征，从转战太行山到千里跃进大别山，从领导淮海战役到指挥渡江作战，从进军大西南到领导和平解放西藏，从率团参加莫斯科谈判到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从全面整顿到拨乱反正，从农村改革到全面改革开放，无不显示出他的顽强意志和非凡胆略。不管是“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的面子里子的有无，还是“三个有利于”的人民利益的有无，邓小平在治国韬略上的得失取舍都是一语中的。在生活作风的细小点滴上，邓小平更是不好排场、片叶不沾身，就想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他认为干部特殊化必然导致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导致脱离群众，指出抓党风要从抓干部特殊化入手，一生都在反对并时刻警惕资产阶级自由化腐蚀党风作风和国民精神。他自己就是朴素从简的典范，要求别人做的，自己总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每次外出，他事先总是一再要求：“不要影响群众;不搞特殊化;轻车简从、不要搞前呼后拥的陪同。”1979年邓小平上黄山，特别交代：“不要因为我来游览黄山而妨碍群众游山。”他在黄山5天，一天都没封山，始终和群众同吃、同住、同游、同走一条路。他在88岁的时候，还想义务献血，去世时眼角膜捐献给了患者，遗体捐献给了医学事业，骨灰撒在了祖国的大海里，就连离世时穿的衣服都是多年以前的旧西装和旧皮鞋，是一个真正看透“有无”的彻底的自由的唯物主义者，唯一能羁绊他的就是生养他的中国人民。
2.“有”“无”的具体实践和传承关系到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
道始于情，人忠于什么，就会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落脚点在于人的道德修养，尤其是具体真实的人品行为，是致良知、化道为德的君子品风，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却道无情却有情”的心有定境、不住因果的大道真心，是现实生活考验中的知行合一、表里如一、以命相守的利义取舍，是向阳而生的内在良心和向死而生的外在行为共同演绎的逆熵而行的生命本质。不役耳目，百度惟贞，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问题和“有”和“无”有着深厚的联系。“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有”和“无”是否看得真切、通透，是一名共产党人是否保持先进性的前置条件。通透了，不唯物所役了，才可能配得上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称呼。失俭即失德，看不通透，本质上就丧失了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先进性，很容易被封建资本的荣华富贵、紫醉金迷、权利私利所绑架，沦为权利欲望、资本人情的奴隶。邓小平曾一针见血的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现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
二、邓小平对传统儒道文化的学习继承和实践发扬
（一）邓小平家庭赋予的圣贤报国情节和邓小平“富裕国家的公民”人生追求的历史辩证统一
1.邓小平从小深受“圣贤君子”文化熏陶。
邓小平一生几经改名，名字先后由邓先圣到邓希贤，再到邓小平。1904年，邓小平出生，父亲为他取名邓先圣，希望他能成为圣人。5岁时到村里的私塾读书，私塾的老先生觉得孔子才是圣人，是为不敬，就对其父邓绍昌说，“先圣”这个名字得改。邓绍昌觉得有道理，就请老先生给孩子取个名字。老先生说：“我看就叫邓希贤，希望他将来成为贤人。”邓希贤这个名字一直用了好多年。1927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这时，邓希贤便改名为邓小平。
2.邓小平同志对圣贤文化和个人定位有着深刻超凡的历史通透理解。
邓小平反对个人崇拜：“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不能是自封的。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圣人不好当”，他这一句话沉淀了丰富的人生经验，透露出他对个人与历史关系的清醒认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他对弟弟邓垦讲：“国家发展了，我当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了。”这句话平平淡淡，却把国家和个人、事业和个人的关系说得很透，传达出对国家未来厚重深切的期待，又透露出真诚朴实的个人情感和愿望。他个人的愿望就是当一个“公民”，和全国的劳动人民一样，不想高人一等，但是希望国家富强，不再被欺负，感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低人一等。这句话背后是亲身经历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国殇之痛。他在党内外和国内外威望很高，但他始终提醒人们不要给他加人为的光环。1989年9月4日正式向中央请求退休那天，他对中央领导同志说过这样一些话： “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我很怕有这样的东西，名誉太高了是个负担。……拜托你们了。”
3.邓小平以个体的平凡渺小搏得人民精神的解放觉醒和国家发展的荣耀强大。
总体来看，邓小平一生从圣到贤，再到平民邓小平，他把自己越放越低，从物我两忘到物我两化，最终得到了天宇的博大和崇高，实现了天人合一的人生境地。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生最高境界，但其实更是极度谦卑和高尚无我的最低境界，上善若水、无问甜苦、化为云雨、甘为田泽，这是一种对世界苍生无限深沉乃至超越生命的大爱至爱：“共产主义理想是伟大的，但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达到。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1984年，北大学生高举着朴素的‘小平您好’横幅游行，在国内外人们心目中的反响却异常强烈，代表着中国开始结束“万岁”称呼的千年封建意识的精神桎梏，一个民智开启、民力觉醒、万物复苏、万象更新的“改革开放的春天”的时代已经到来。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难摸索实践和“止于至善”的哲学关联
1.邓小平一生都坚定真理信仰，有着非凡的人生定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稳了航向。
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代表着人类真善美的至极、人类的大爱理想，是人类精神家园对理想国的最高追求，就像万物生长中的太阳平等的赋予万物光和热。尽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产生于不同历史条件的两种思想文化体系，但它们关于宇宙、社会、人生等根本问题的探讨在价值和内涵上有诸多相似、相通之处，它们都具有人类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类”属性，马克思主义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既是中国文化中的“大同理想”社会，也是古人心中向往的代表美好幸福生活的“桃花源”，正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共产主义内在的精神动力属于驱动人类世界前进最基本的至阳至善之力。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说过：“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他曾经三次被打倒，都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坚持不左不右，科学地评价运用毛泽东思想有关。1975年，毛泽东还是认定邓小平"人才难得"，推动邓小平复出工作。“四人帮”眼看他们即将到手的大权却要旁落，江青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最后串通当时担任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也是毛泽东侄儿的毛远新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黑状，说邓小平的“整顿”等一套做法最终就是要否定掉文化大革命。这一下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毛泽东利用一次会见外宾结束后的机会，正式“考验”邓小平：“小平同志呀，趁我还健在，由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做一下。还是那句老话：功过三七开。”但邓小平的巴人性格决定了他不能作违心之举。邓小平回告毛泽东说：“主席呀，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我做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言辞虽然委婉，却是柔中带刚。毛泽东一听，大失所望。那天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上述谈话过后不久，小平同志就匆匆赶到三0五医院，心事重重地向周总理谈了与毛泽东谈话的前后经过。这时的周恩来已是骨瘦如柴，他的生命已到了油尽灯枯的最后尽头。可是，当他听完邓小平的汇报后，仍然瞪着眼对小平同志说：“你就不能忍一忍?!”周恩来说完这句话还把脸转向墙壁，表情十分痛苦。过了一会儿，两人才又小声地亲切交谈起来。周恩来的意图很明显，是想让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面前隐忍一下，因为他和毛泽东都将不久于人世，等你邓小平平稳地接过这副担子后，你再去处理有关事情不迟，未来的中国是需要你邓小平的。正是由于这种对真理的以命相守、坚定信仰和卓远认识，邓小平在毛主席去世后的改革开放初期，以超人的智慧和巨大的勇气指出：“对毛泽东思想要有一个完整的认识，要摒弃“两个凡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既纠正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又维护了毛泽东同志的正面形象，既解放了思想，又坚持了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也正是由于这种坚定的信仰，避免了忽左忽右，形成了中国定力，确保了在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仍然能够继续破浪前行。
2.中国文化中的“止于至善”饱含着无数古圣先贤从事物发展变化规律总结出的历史经验教训和深厚人生智慧。
中国文化讲求止于至善，知止不殆，追求精神意境完满，不强求现实结果圆满。止于至善，指处于最完美的境界，上升到人性的层面来说就是大真、大爱、大诚、大智的体现，是从自我到无我，从大道到天道境界的一种升华和包容，效法天地，内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外达至万物并行而不害，进而实现百花齐放、兼容并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之生态，这也是华夏文化精神核心，一种在全局性生态中阴阳平衡后的多样性共存结果，反之则过犹不及。善与恶都是客观存在的，有大善，有小善，也有大恶，有小恶。所谓至善乃是善的极致，实则它更接近于恶，追求“至善”，可能就是满足自己的私欲，对整体生态产生极大的破坏性，故大成若缺，大巧若拙。止于至善从《易经》的卦象而言即为泽卦，天上、地下都是一阴包二阳，不求至极，天上下着小雨，地下流着河泽，为未来和发展留有空间和余地，形成了一个阳春三月润物无声、万物生长勃勃生机的景象，也就是古人追求的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永续发展，如果一直全是太阳意味着大旱和暴雨的灾害，一直是圆满和极致意味着后面是灾难和痛苦，中国文化这一点与现代生理学中多巴胺和内啡肽的平衡反馈机制的科学原理也是不谋而合。所以能力小者追求小善，能力大则追求大善，但不是至善，因而止于至善。如果真的有至善，懂得停止和克制，也许就是真的至善。同时“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人生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雨，都要学习邓小平同志保持一颗平静和坚强的心乃至美好童心和赤子真心继续前行。
3.民族复兴必须居安思危、守正创新，从经验教训中汲取智慧保持定力才能行稳致远。
做事当做天下事，求名当求万世名，本是自古儒家圣贤所行所想，但物极必反的文革现实和惨痛教训深深教育了邓小平，也足以值得我们当代中国人乃至后代去反思警醒。《论语·季氏》有云：“及其老也，血气即衰，戒之在得”，即使是造福人类的不世之功、万世之名，到达之后再执迷不放，最终也是人生负累，产生不好的结果。任何历史上发生的事件都有其必然性，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论是苏联的大清洗和中国的文革，都是因事物不够成熟在成长成熟中必经的劫，也是中华文明在近代惨遭蹂躏、丧失本体自信、迷恋西方文化衍生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进而缺乏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思维的内在稳定生态带来的一个极端结果。在文革中不仅有极左思潮，也有封建思想的严重影响，千年封建统治意味着要培养人民的忠诚皇权的奴性，而三百年满清异族统治意味着要培养卖辱求荣的奴性，这些都导致了建国前中华民族广大基层群众潜在的愚昧无知。尽管近代丧权辱国的欺凌和亡国灭种的威胁让一部分饱读诗书的先进知识分子的脊梁再次为民族存亡而挺立，进而引领中华民族的血性被整体激发出来，但解放前中国文盲率达到95%，仅有几百万先进知识分子和党员，相对4亿的总人口数量，力量其实很微薄。很多国民的封建意识形态和封建生活习惯已经融入人性、根深蒂固，并不会凭空消失、突然升华，导致文革中高喊革命口号，以封建思维行左派之事，搞权利利益争斗，发生各种惨痛后果和文化损毁。邓小平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要有清醒的认识，告诫要重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不要轻视封建主义的影响，既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干扰，也要警惕封建主义的影响。“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文革的血泪教训是我们的宝贵财富，重视其中经历教训和哲学道理，才能避免基层社会不再发生类似极左极右的“羊群效应”、伤天害理的和“蚂蚁漩涡”。时至今日新中国立国已七十年，拥有千年封建文明的中国依然有着很多封建糟粕思想的残留。多难兴邦，文革伤痛正是历史的警示，值得务民为政者随时对照自省、三问己身。社会的进步、民智的觉醒是一个缓慢的复杂过程和系统工程，不可操之过急，需要用绣花功夫艰苦卓绝的奋斗探索，循循善诱、因势利导、润物无声、以文化人，不断构建优化每个家庭的文化生态以及社会地域的文化底蕴，创新发展出新时代高水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国民素养。
（三）邓小平谨慎的权利政绩观和华夏文化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关联
1.正言若反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有着治乱兴替的深刻洞察和高深智慧。
自古以来，单级思维会造就权利过度集中，进而社会价值观跟随单级权利和利益导向出现颠倒混乱，加剧马太效应，破坏生态多样性，于此同时国民精神被奴役而愚昧，潜在的人民创造性和民族发展潜力被扼杀，最终带来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灾祸。原本有着科学家、艺术家天赋的小孩可能因为命运的安排死在战火劳役、贫病交加里，或者埋没在打螺丝、下苦力的重复劳动里。历史中不管是古代的中世纪还是战国，还是在现代的全球化世界，都存在这样的国家和地区，以及这样的逆淘汰演化过程，尤其是文化底蕴不深的小地方。“赵高指鹿为马”和“皇帝的新装”这样黑白颠倒、恭维权利的故事绝非偶然，站在适应环境、适者生存的角度更绝非不合理，世道混乱，民众为求生存，只能被迫妥协，减少冲突，避免人亡灭种。同时世界上没有永恒不灭的事物，死亡就是新生，新陈代谢、后胜于今亘古不变，违反必遭天道反噬。自古以来，如果出现了强大的过度谋求个体长存、强调个体权威意志的个体，也必然破坏生态的多样性，导致社会整体生态的停滞性、倒退性甚至毁灭性的灾难。如同恒星原本释放光和热，照耀世界产生万物生机，质量增大之后却化为黑洞吞噬万物，至阳到至阴转换只在一瞬间，甚至于恒星过多的光和热都是灾难，以为自己在发光发热，却不知道自己在吞噬未来，后羿射日便是如此道理，连现实生活中父母过度泛滥的爱和监管都有着同样的效果。故《道德经》花费数十个篇章从不同角度反复强调“道法自然，以柔为贵，柔为生命之本，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功成身退，天之道也”等等，在阳刚之气之上以柔统之，以道导之，避免人满为峰、事满为损，以求事物能够持续壮大、延续长存。《易经》中也强调：“同人与野，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能通天下志。”意为：在野外(艰辛创业之地)团结人艰苦奋斗，秉性文明而又刚健，行为持中，正直而又相互应和，这是君子应遵循的正道，也只有君子才能沟通天下人的意志。唐太宗是少有的没有泰山封禅的皇帝，但被世人称为“天可汗”。邓小平身体力行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神化，结果人们却记住了他。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才是春，兼容并蓄、百花齐放是华夏文化的核心，道法自然、以柔为贵、以民为本、功成身退、脉脉相续正是造就这一盛景的钥匙。这就要求我们中国的领导必须保持中正之心，要有天宇之心、天地之志，登泰山而小天下，笑看秋月春风、人生冷暖，级别越高，越要无我、忘我，否则就会产生巨大风险危害。这些智慧在中国道家文化里面都有清晰的教诲：天地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受邦之垢，是谓社稷主;受邦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从某种程度上中国传统文化深刻的揭示了人类作为万物之灵，人类的最高智慧和集体智慧的思想格局和现实行为应该接近、体现包容万物发展的宇宙意志和自然天道。这是东西方文明最大的差别，中国人信道不信神，神是人造的、虚拟的、变化的，会消失的，道是宇宙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转移，是永恒的。
2.邓小平用行动亲身践行了“为而不争、功成身退”的高风亮节。
邓小平在文革后正本清源，从个人无为无求中做出国家有为，用原始的实业强国初心将国家从混乱无序中理出发展头绪，回到16岁的工业救国道路，“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最终春风化育，就像毛主席当初的“枪杆子里出政权”最终星火燎原一样，两者异曲同工，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飞速前进，仅30年时间由乱到治，将中国由最穷的三流国家跃升为全球第二。成绩是巨大的，但是邓小平对此是非常警醒的，他多次说过：“一个党、一个国家的命运，如果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是很不健康、很危险的。人老了，总有一天会糊涂，也难免说错话、办错事。”他多次表示要在自己身体还健康、脑子还清醒的时候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他的任务就是逐渐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他指出：“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现在中央这个班子年龄还是大了点，60过一点的就算年轻的了。这些人过10年还可以，再过20年，就80多岁了，像我今天这样聊聊天还可以，做工作精力就不够了。我们这些老人关键是不管事，让新上来的人放手干，看着现在的同志成熟起来。老年人自觉让位，在旁边可以帮助一下，但不要作障碍人的事。对于办得不妥当的事，也要好心好意地帮，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老年人容易固执，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不要迷信，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比你们现在懂得多，不是也照样干?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定心了，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
为确保国家能够健康发展、长治久安，邓小平在1982年宪法中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1980年8月21日，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有机会直接采访邓小平。当法拉奇对中国能够避免再次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表示怀疑的时候，邓小平并没有驳斥她。邓小平回答：“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三、邓小平在现实毒打和人生实践中感悟到的中国传统文化力量
（一）邓小平“工业救国”的人生淬炼和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历史关联
1.邓小平从留法勤工俭学的苦难经历中淬炼出坚毅品格。
1920年8月28日，在革命先贤吴玉章发起的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满一年的邓小平怀揣着“工业救国”理想踏上了赴法求学之路，之后便龙游大海，再也没有回过广安。从重庆出发，睡了三个月的甲板和底层货舱，到法国巴耶中学之后，邓小平只上了五个月的学。尽管非常节俭，钱却被花光了。邓小平后来回忆：“那是家私人学校，才上了几个月，没学什么东西，却吃得很坏。”中国留学生没钱了，法国政府和中国驻法公使陈箓趁此机会先后三次将近两百名中国勤工俭学生强制遣送回国。其余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也产生了分化，有的勤工俭学生意志消沉了，有的则直接投入了反动派怀抱，有的被迫归国，有的不愿这样回国，或在法国继续徘徊，或转到别国学习。当时留在法国继续工学的尚有七、八百人，他们选择忍耐、等待、积蓄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人性力量，继续在外国生活的泥泞和不堪中寻找着自己和国家未来的答案。时临法国经济危机，本地工人都找不到工作，中国华工做工养活自己更是少有门路。邓小平不得不到施耐德钢铁厂拉起了红铁，做了二十多天苦工，还倒赔一百多法郎。进厂时邓小平16岁，每天都在40度以上高温的厂房内，在被钢水映红了的热气中，用长把铁钳将数十斤、甚至上百斤的烧红钢板钢条拖走，工作又累又热，而且有烫伤的危险，这种劳动强度极大的工作，邓小平每周必须持续50个小时。南充籍勤工俭学生杨昌祚日记记载：“1921年4月20日上午，他同友人邓希贤君(广安人)又到勒克勒佐(即克鲁梭)医院去销号，将看伤之票交与医生签字，才能做工。”这表明邓小平在拉红铁时，不止一次受伤。这对于只有16岁且营养不良、身材矮小的邓小平来说，其辛苦可想而知。
原本赴法留学变成读几个月就被辍学骗钱的野鸡大学，原本的勤工俭学变成了洋人眼中的“华工猪仔”，原本选派出国的天之骄子就此沦落为外国花花世界中的最底层人，邓小平开始经历世间难有的艰难和磨难，亲身见证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凶狠剥削，很多和他一起赴法留学的学生纷纷沦为劳工，有人留学不成郁郁寡欢后竟然自杀。邓小平内心很受触动：“生活的痛苦，资本家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性的痛恶略有感觉”。每天早晨，当巴黎各工厂开门时，必有大批中国勤工俭学生等候在门前，邓小平也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为了勉强“糊口”，他四处辗转，在火车站、码头搬运货物、行李，在建筑工地推砖、扛水泥，还做过清洁工、扎花工、鞋匠，他个子不高的原因就是青少年时期在法国做工干过太多太累的活，还吃不饱饭。但是做工的劳苦和监工的指责谩骂，也使邓小平在青年时期就培养了百折不挠的意志和能够不计得失、忍辱负重的坚持，正应验了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伐其身行，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之后他的人生三起三落，被人称为‘打不倒的小个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
2.邓小平对救国强国道路的觉醒。
1921年，在施耐德钢铁厂，邓小平结识了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勤工俭学生赵世炎、李立三等人，对他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923年，在巴黎哈金森橡胶厂做鞋匠期间，在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的引导和帮助下，他投身革命斗争，确信了共产主义信仰：“最使我受影响的是《新青年》第八九两卷及社会主义讨论集，我做工的环境使我益信陈独秀们所说的话是对的。因此，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之后，邓小平向家中写信表示，自己已经投身革命事业，不能回家了。这种言论，在旧中国封建思想浓厚的背景下无疑是惊世骇俗的，真实地吐露出他对革命的满腔赤诚和对信仰的无比坚定。邓小平母亲淡氏听后伤心过度，担忧成疾。父亲邓绍昌还是继续极尽全力从经济上对参加革命后生活窘迫的儿子给予最大支持。同时，邓小平经常往家里邮寄自己参与编写和负责油印的《赤光》等红色刊物,邓绍昌也帮着收藏，带动影响弟弟妹妹参加革命。邓小平五年零三个月的旅法生活是他至为重要的一段的人生经历，让他对机器吃人的资本主义有了切身体会。世界之大美，浮华与困苦杂成，苦难也是财富。第一次做苦工，在异国他乡自食其力，使邓小平品尝到了劳动和生活的艰辛，对工人阶级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地位有了更切身的感受，留学经历让他看到了亚洲、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同中国一样被帝国主义瓜分掳掠、人民惨遭奴役、剥削的场景，体悟了资本主义的血腥和自身救国使命的紧迫，外国再好，都不如自己的国家好。同时工厂现代化的大机器生产打开了他的眼界，在被压榨做工的时候也摸了洋机器，学了新技术，使他对向往已久的西方工业文明有了实际的了解，可以说是接受了现代化的启蒙教育。
工业制造是强国的必须之路，科学技术的核心竞争力，可以使一个国家处于支配地位、主导地位、垄断地位，是没有办法用金钱价值来简单衡量、用豪言壮语来凭空实现的。国际市场任何东西尤其是技术都是需要足够的价值交换，处在没技术没地位没实力的旧中国，他只能利用下苦力、被剥削、被践踏的机会，偷师学艺看一眼世界，这一经历却为60年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埋下思想的种子，改革开放后无数个“8亿件衬衫换一架大飞机”的持续奋斗和技术积淀换来中国制造全工业链条的崛起，何尝不是当年邓小平等勤工俭学生的历史写照和使命延续。
（二）邓小平求学路上的共产主义信仰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文化关联
1.邓小平在残酷的现实中觉醒并坚定共产主义信仰。
“为什么?”和“做什么?”的问题是邓小平勤工俭学经历中面临的两个现实问题。原本想着学技术做实业搞“工业救国”的邓小平却变成了被压榨的廉价劳工，300个大洋的家产巨款在外国资本面前不堪一击，几个月就被资本市场吃干抹净打了水漂，甚至生命都难以为继，直面饥饿和死亡的威胁。1921年1月，巴黎华法教育接连发出了两次通告，表示与勤工俭学生从组织上没有任何关系，并说:华法教育会“亏竭已极。万难为继。惟有竭诚通告。华法教育会对于俭学生及勤工俭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经济上的油尽灯枯、组织上的自生自灭的现实让他觉醒，自己在想着赚钱学本领救国时，洋人正利用这一美好向往熬干人油。事实表明，首先要方向正确，解决“为什么?”，然后再具体落实到实际解决“做什么?”否则不看方向拼命努力，最终一切都是白费，替人做嫁衣裳。正如他劝导还在想着靠学科学救国的杨赤民“你那条靠科学救国的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生活让他原有的工业救国、实业救国的不切实际的理想彻底破灭。这就是真实的世界，这就是现实的生活，也是最好的老师，现实的残忍教会了他人生世道，让他深刻的理解了什么是资本主义，这是书本上学不到也不会告诉他的真知。他认识到只有通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解放人民、解放自己才能救国救民，在各种社会思潮的深入考察比较后，他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在周恩来，王若飞等优秀共产党人的引导帮助下，投身实际革命斗争，从一个普通的勤工俭学学生成长为一个职业革命者。
2.邓小平一生不论境遇好坏，始终沉着坚韧，练就一副侠肝义胆和古仁人之心。
“为什么?”和“做什么?”的问题也是驱动邓小平一生都活得非常清醒和明白的问题。邓小平同志经受了“三起三落”，但始终坚持真理，从不怨天尤人，从不心灰意冷，从不自暴自弃，不论外界怎么样，自身都不曾改变本心，而是沉着坚韧、不屈不挠、愈挫愈勇，毛主席送给邓小平的绰号是“钢铁公司”，称赞他“比较公道有才干，是个厚道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难得的人才”。1931年夏，他拥护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被当时党内的“左”倾领导者撤职，被打成反党集团。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邓小平就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被剥夺一切职务，全家受到牵连。1975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不顾个人荣辱，冒着再次被打倒的风险，力挽狂澜，大刀阔斧地整顿“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因为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矛头直指“四人帮”，因此再次受到错误路线的打击，被指责为搞“右倾翻案风”，再次被错误地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这其中他也面临长期和短期、公和私的抉择，说真话难、说好话易甚至自身家庭安危的人性考量，但他始终坚持真理，坚守党性初心和人品底线，虽千万人，吾往矣!从不向命运妥协，活成了一个真实的、伟大的、而又平民化的邓小平。1977年7月17日，在决定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表示：“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邓小平这段感人肺腑之言，正是他的真情表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邓小平从一次又一次挫折中崛起，中华民族也迎来了历史的春天。邓小平的一生跌宕起伏、金戈铁马、波澜壮阔，始终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在外界看起来了不起的事在他那里只是抛下杂念后做了自己良心上本就该做、不做不行的事。他的一生基本就是《易经》乾卦中龙的传人的成长演绎：“潜龙勿用、见龙在田、跃龙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群龙无首，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道”。他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记叙道：当孩子问他“长征时都干了些什么”的时候，小平回答“跟着走”;问他“在太行山时期做了些什么?”小平回答“吃苦”。1973年3月，毛泽东问邓小平“这么多年你在江西都干了些什么?”邓小平只说了两个字：“等待。”正如孙悟空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才是西天的真经，取经路上的赤子真心才是西天的真经，此心光明，夫复何言，无我超我自然天圆地方、神明自得，自然见众生、见天地、见自己，无论境遇人生自然永处不败之地。
3.人才的良心和道术是国家和地区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
“为什么?”和“做什么?”的问题其实是中华传统文化中道和术的逻辑性问题。中国古代文化为了统治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严重的重道轻术，至满清闭关锁国、愚民奴化思想走向极端，以至于道术皆虚、国家落后、备受欺凌，这也是国家发展和文化实践中需注意的教训。道是方向始末，术是行船本事，道引术成，道先术后，道化德，术成才，德为才之器，才为德之资，德才兼备，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为什么?”和“做什么?”也是我们执政过程中需时刻自问的本心和初心问题，是追求功德还是功利，尤其是选人用人方面，事关中国千秋大计。极阳之地必生极阴之物，绝对的权利必生绝对的腐败。过去，革命斗争中向阳而生的信仰奋斗和向死而生的使命考验是革命者最天然的试金石，现在和平时期已经没有了生死考验。“这个人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人民，还是为了自己”“选人用人是为了养家奴自己好用?还是养人才人民受用?”是各级领导选才用人必须直面的良心看察和人性拷问，真正关系到一个地区未来发展的风水和格局。选人不对，只看表面、表态和关系、后台，本来以为的口齿伶俐、办事强硬、能力突出的人才实际可能是一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条伪装的吸血蛀虫，欺上瞒下、大搞圈子文化、以权谋私，甚至沆瀣一气、结党营私、蚕食人民执政根基，破坏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
（三）邓小平理论和“道法自然”“知行合一”的运用关联
1.邓小平理论有着优秀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朴素理性。
中国老百姓讲究天理，反对伤天害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非常强调自然之道和经世致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将天、地、人乃至整个宇宙的深层规律精辟涵括、阐述出来，“道法自然”揭示了整个宇宙的特性，囊括了天地间所有事物的根本属性，指出宇宙天地间万事万物均遵循“自然法”的规律。事物的发展要追求自然合理，自然合理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个性化，合乎事物本身的发展属性，普遍性下的特殊性、具体情况下的实用性。现代科学的发展也发现，越符合事物的本然就越合理，自然合理与打破条条框框、透过现象看本质、回归到事物本源去思考的第一性原则相通。大道至简，邓小平曾动情地说过：“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呢?”这里面就包含了简单明了、直击要害的第一性原则反思。邓小平那些被广为传颂的代表性名言：“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等，无不鲜明地体现着这种基本的、朴素的理性，从最朴素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等人人都听得懂、理解得到的深入浅出的道理和大道为公的源头初心出发，终结了极“左”的狂热，让社会从狂热疯癫恢复最为朴素的基本理性。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尤其是在原有狂热个人崇拜的强大惯性下，连出门都要打证明、背语录，每天都跳唱着打到走资派的歌舞，饿着肚子都要批文斗武、流血丢命。在那种人人自危的情况下，今天看来不过是最基本的理性平和、自然包容之举，其实每一步都不乏风险和阻力，同时改革的每一步还面临巨大的道路盲区以及前所未有的大众固定思维的限制。那个时候中国人民太穷了!邓小平回归初心，举重若轻、执著坚定推进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视公、私实业为用器，富国强民为目的，并在公和私之间找到适合中国国情、不越人民国体、激发万民创新的平衡稳态，使中国步入经济不断发展、社会越加安定、民众更加自由的正常轨道，其中时刻坚守回望的第一性原则就是对中国老百姓忘我的爱和良心——“三个有利于”。这些带有川东巴人率直个性的思维模式和厚德载物的心性修养值得我们巴渝人继承和学习，可有效避免沿袭清朝旧官僚那些让老百姓生厌堵心、毫无实用的各种官话套话大话诓话，大幅减少社会内耗，促进新时代各领域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发展格局。
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着浓厚的“知行合一”的儒家文化传承。
“知行合一、致良知”是儒家将道理知识和现实实践贯通，进而统一和改造现实世界和主观意识的原理。邓小平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知行合一、实践出真知”的现身说法，他鲜明的指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对党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汇集产主义ABC》。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70年代社会主义已经存在两条道路，一是两个凡是，二是苏联东欧民主化，邓小平同时面对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声音势力角逐思想碰撞，却能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展现出领袖智慧和卓绝眼光，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否定教条主义、拿来主义，知行合一结合中国国情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这和他的家庭教育和人生经历有很大关系，让他可以抛开浮云杂念，不惧困危，直取真意。如同他16岁时，他父亲砸锅卖铁也要让他求学海外一样，看似另辟蹊径，实则是对事物发展阶段的深刻洞悉以及历史经验教训的沉淀积累，是破釜沉舟、否极泰来的决断。历史的偶然中暗藏着巨大的必然，极阴之地必生极阳之物，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官僚资本奴役压迫的中国人民心中燃烧着的熊熊地火最终被中国共产党释放出来。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事求是”实践中有着对中国国情和发展规律“道法自然”的深刻遵循。
孟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荀子曾引用《尚书》中的“维齐非齐”，说的就是万物有差别乃是自然之道。邓小平在探索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发展战略时，吸纳和发展了这些思维方式，结合国情实际、尊重自然差别，实事求是、步步为营，有序推进中国经济整体提升。“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在空间上强调全局发展的战略眼光，通过适度倾斜和协调发展相结合的途径解决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时间上强调通过阶段性发展基本实现现代化，而这三个阶段构成了有机整体，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体系。进而“两个大局”与“三步走”的战略在时空上相互融合，又形成了统一的整体，直指“共同富裕”目标。国情即是自然，实践即是真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是遵循自然之道，也是践行知行合一。可以说，邓小平理论是运用传统哲学中整体性思维方式的典范，是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和马克思主义结合应用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优秀成果。
四、邓小平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思维
（一）中国传统哲学具有深刻的超范围的整体包容性。
1、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一脉相承，整体包容性发展思维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重要特性。中国哲学认为，人类与自然本就是一个整体，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人类生存的一切需要都是自然界提供的，因此人必然无法脱离自然界，必然要依赖自然界，必须与自然界保持和谐一致。从人类与自然的力量对比关系中，中国哲学认为自然力量是无比强大的，人只是自然中之一物，是渺小的。因此人绝对不可逆天行事，否则就必遭天谴。在《易经》中，古人观天地万象认识到阴阳二气相生相克、同为一体，反复循环运动组成宇宙世界万物，从西方数学角度来看，中国哲学中古人早就理解到世界所有的一切都遵循“高斯通量守恒”。古人用了八八六十四个排列组合来描述其中阴阳分布状态，揭示阴阳二气的不同强弱状态和运动变化趋势，并结合到现实中指导生产生活、为人处世，涉及方面大到天地自然、日月星辰，小到个人家庭、男女老幼，扩到阴晴云雨、山川河海，延伸到内外上下、有无虚实、涨盈少缺、喜乐忧愁、势位动静、荣辱祸福等等世间万象，以系统角度强调阴阳守恒互动、一体相通、相互转化，指导中国人怎么秉承天地之道，遵循自然之道，主张天人合一、反对天人对立，对内自强不息、对外厚德载物，做一名君子和龙的传人，充分利用阴阳变化规律营造良性生态，实现自我和系统的趋吉避凶，促进自身和世界万物良性发展，提前预防和对抗极端现象和危机。其中的阴阳哲学理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源头，其辩证法思想非常深刻独到，在矛盾关系上既正视尊重矛盾的天然对立和不同的自然属性，但强调矛盾的调和平衡和相互转换。中国哲学里的矛盾不仅仅关注实体矛盾的对立转化，更关注对立的实体矛盾之外的附加矛盾和实体矛盾的一体二面、协同变化，强调实体和精神以及其他附加各种不同矛盾之间同样存在、关联着永久的守恒，得到什么就必然要失去什么，哪怕是明明是十全十美的圆满，得到也会失去什么，全阳就是全阴。比如：高处不胜寒、红颜多薄命、塞翁失马、暴雨不终日，福不可尽享等等，并通过这种全局的、历史的、生态的观念意识产生对自然、天道、良知的戒心和敬畏心，强化了对风险和趋势的预判，用以指导事物发展，以天地的上阴下阳引导个体的内阳外阴、内方外圆，进而生发阴阳相交形成万物生机，指出万物生长需要少阴少阳的稳态发展和生态环境，避免上阳下阴、阴阳分离、极阴极阳的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万物不生、无法调和的极端现象，更教育世人凡事坚守正道、对内诚信做事、无忧无惧，对外切忌极端，功臣身退，天之道也，否则失德失常、乐极生悲、盛极必衰。这一多元包容的哲学体系与自古以来中国自力更生、自成一体、内部守恒的农耕文化息息相关，有别于西方好战喜夺、兴替无常的游牧海盗文化土壤。
2.道家文化将阴阳哲学思想进一步具象化为人性道德养成和人生智慧格局。道家文化讲求道法自然，师法天地，最求天人合一的终极人生价值，将哲学关系、世界和自身的关系动态演化为世界的天道和做人的人德，对强弱、刚柔、有无、虚实、得失等事物状态进行了去多巴胺和去情绪化分析，引导世人穿透世事沉浮荣辱，历史的看待世俗利益价值观表象背后的因果真相，强调天人合一、返璞归真的整体价值观，追求自然合理，合乎事物本性，重视柔弱、微小乃至贫无、悲愤的源头力量，主张效法天地以弱胜强，以柔克刚，放下小我，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不居，营造看似无为而实则大为、无不为的人生道德境地和世界发展格局，引导事物可持续健康发展。道家文化力求化道为德，通过人性道德的价值观源头和因果兴替的天道认知，预防现实中个体求虚荣处虚名而受实害、整体盛极而衰等系统性危机，其思维超脱，犹具历史辩证格局和人生经验智慧。
3.儒家文化把高深的道家哲学运用到现实的社会实践衍生出“修、齐、治、平”的君子文化。儒家文化强调通过个体道德修养塑造其基本元素，通过家庭伦理构建其基本单元，把个体修养与社会关怀结合在一起，发展了“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人生哲学，正是道家文化“上士闻道，勤而习之”的具体指导和落实。中庸之道就是基于阴阳哲学典型的平衡论的辩证法，也是典型的调和论的矛盾观，其核心在居于执正守中、遵循天道，不偏不倚，以自然的纯正人性提高自身修养、对待万事万物，中庸并不是妥协退让和稀泥，而是执正守中、秉持正道、经世致用。儒家文化从效法天地开始，由内至外、由小至大的逻辑顺序形成了完整的价值体系，效法“天行健，地势坤”的天地自然属性，养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个人道德修养，践行“修齐治平、外王内圣”的家庭社会使命，成就“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大国治理格局。千百年来，君子文化引领民族精神、培育民族脊梁，人民中产生君子，君子中诞生圣贤，成为中国人自古以来修身养性的至高追求。天人合一和耕读传家是中国人做人做事的态度，尊重自然因果、心怀天下苍生，既埋头耕地、也抬头看路，志存高远、知行合一，道法自然、乐天知命，不妄自尊大，破坏性开发，竭泽而渔，自断血脉。儒家文化明确指出：一个人有了本事之后，不为圣贤便为禽兽，因此但问耕耘，莫问收获，于国于家积福积德、防微杜渐。君子圣贤文化到了现代，真正深得先贤衣钵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哲学的整体包容性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同一性原理相通，中国哲学大道为公的价值取向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取向同样相通。仁者，人之本也，志者，士之心也，封建社会的先进人物始终放不下特权和奴性，资本主义的先进人物始终放不下金钱和享受。共产党人正是破除皇权奴役的、不被物质迷惑控制的，有着远大抱负和使命理想的，始终放不下人民的，无恒产而依然有恒心的现代版仁人志士。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民本思想”和“小康情怀”
1.“以民为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精华。
早在《尚书》中就已出现“施实德于民”、“民为邦本”等表述;百家争鸣时期，民本思想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经典的表述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形成了体系较为完整的民本思想。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了传统民本思想，他强调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据，并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纳入“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改革开放以及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史观具有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意蕴，同时他的一生都在践行他的承诺：“凡是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无不尽力提倡与实行”。
2.“小康社会”有着邓小平同志对中国历史的深切体察、中国国情的精准定位和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感。
小康源于《诗·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人民已经很劳瘁了，但求可以让他们得到稍微的休息和安康。这是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广大底层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写照，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自古百姓不做主，在人民当家做主、消灭特权和剥削的新中国，百姓理应得到小康，能够稍微的休息和安康，不该再那么苦了。在由封建小农经济起家并经历文革和大跃进折腾的现实生产力落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老百姓更渴望小康。“小康社会”是邓小平的首创，是保留共产主义初心后，基于中国国情脚踏实地的现实妥协和自然可行的科学实干，是千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对广大人民群众渴望实现的第一个幸福生活目标的第一次有效回应。邓小平时代，经济政治体制的系列改革和科学技术的普及应用、飞速发展结束了中国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天天吃咸菜下饭、穿补巴裤、光着脚板的贫苦生活，人民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生活消费水平都实现了指数式飞跃。
（三）邓小平理论蕴含“包容并蓄”和“百花齐放”的创新格局
1.“包容对立、多元并进”促进中华文明吐故纳新、生生不息。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世界四大文化体系，惟有中国传统文化一枝独秀，维持到现在，而且还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起了很大的作用，核心就是效法天地的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君子精神。泰山不辞细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对外来文化向来不排斥，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川流不息，正是海纳百川、守正创新的结果。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中一代表着事物整体;二代表着整体中的阴阳两极，孤阴不长、孤阳不生，缺一不可;三代表着两极互动形成新的事物，如此循环形成万物。中华文化允许两种对立的事物同时存在，也就说中国哲学里面警察和小偷是一体的，福气和祸患可以相互转化，邪恶和正义也可能同时存在，子为父隐便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典型。这种全局的、数学的、客观的方式有助于扩大眼界、刷新思维，乃至扩大事物的包容性、增强发展风险的警觉性。庄子指出道不仅在高贵，也在卑贱，道在屎溺，道在万物。人观于浊水，反而迷于清渊，如同烈火煅烧中才见真金，凡尘困苦中方得真经，固有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辄以犹欢，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超脱世外的全局视野是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财富，带来的结果就是多元包容，多元包容的结果就是创新新生、生生不息，五千年中华文明绵绵不绝。
2.邓小平理论及其实践蕴含着深厚的“包容多元、辩证看待、万物并育”的哲学思想。
从冲破“3只鸭子是社会主义，5只鸭子是资本主义”的禁区开始，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推广，再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和惩治腐败同时推进”“引进资本市场和防止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潮的两手抓”，无不有着尊重人民，更尊重人民首创、多元包容、齐头并进的出发点。邓小平对此多次讲过：“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做的事情，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定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邓小平总是辩证看待历史，他认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即使对于十年“文化大革命”，他也认为有好的一面，就是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他说，“‘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两次，这种经历并不都是坏事，使我有机会冷静总结经验。因为有了那段经历，我们才有可能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提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要求重视总结经验和教训，“使坏事变成好事，从事件中得到益处。”在对待和处理领土海洋权益争端等问题上，邓小平极具历史眼光和智慧。他认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在那个时代，看似模糊甚至不可理解的、不分社资站队的、敢为天下先、摸着石头过河的精神背后，有着邓小平本人拨云见日看清事物本质的眼界、中国传统文化囊括包容天地自然万物的格局，乃至巴蜀人民在艰难自然环境中生存所独有的坚韧顽强、务实勤勉、积极进取精神和几十年革命战斗的丰富经验加持后的极大胜率。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讲到：“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干不出新的事业。”“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同志秉承中华文化包容并蓄、革故鼎新的态度，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上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吸收各国发展成果，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结束了极“左”，而且还跳出了回归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思维惯性，在此基础上，向前走的更远，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中国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300年的发展历程。邓小平继承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理念，进一步解放思想，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大力推行领导干部的年轻化，而相比之下，同时期的苏联、古巴、朝鲜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直都是终身体制乃至家族世袭制，这导致其官员系统守旧僵化、不思进取，官僚主义严重。和韩国、新加坡、泰国、台湾等国家或地区曾经历过的威权、外国资本控制加市场模式相比，又保留着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主要政治特征尤其是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主权。同时在外交上，基于对冷战后世界局势的准确判断，始终把和平和发展作为外交的根本准则，不当头、不称霸，对外开放、广交朋友，不仅成功地终结了革命狂热，还以极为理性、务实的全新外交思维开创了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极大促进中国和国际社会的经贸交流合作，在中国制造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好处的同时，创造了令人惊讶的经济奇迹，逐步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潮流。
3.邓小平理论的创新精神中有着对历史发展规律和经验教训的敬畏遵循以及民族崛起“等不及”的紧迫时代使命。
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反对思想僵化：“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可以说，整个邓小平理论就是创新性思维的成果，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一国两制”的构想等等，无不是创新性思维的结果。1978年，邓小平出访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特别是对新加坡的访问，给了他很大的启示。从新加坡回到北京，邓小平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一个60年代与中国大陆经济状况不相上下的国家，如今却把中国远远地甩在后面。中国真的再也耽误不起了。“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被正式写进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面对世界的新变化，他进一步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技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解放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而要完成这一历史性转折，更是权威、智慧、能力、决断尤其对各种矛盾平衡的精准把握都必须同时兼备，这些强大能力的核心驱动还是邓小平同志完全忘我的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革命斗争的残酷牺牲和历史经验教训的切肤之痛，以及他本人强大而独立的超越世俗偏见、只为中华复兴的人生价值追求和世界认知格局。突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万马齐喑变成万马奔腾，这中间局势的阴阳转化同样充满了中国哲学味道，如同梅花香自苦寒来。邓小平理论对中国和世界影响深远，从1982年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中国改革开放步伐持续不断加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与时俱进，推进中国经济迅速崛起转型，但始终与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中国共产党但凡掌握了某项技术，最终就会用老百姓买得起的“白菜价”打破西方垄断，不管是圆珠笔芯，还是电视、手机、盾构机、高铁。“中国制造”占领市场的同时也让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受益，以“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占领资本主义原有市场，让垄断资本主义无路可走，这可能是当今世界少数先进发达的垄断帝国主义和资本寡头所担心害怕的事情。
五、邓小平同志身上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的启示
（一）邓小平同志身上的中国传统文化风骨和中国哲学魅力值得学习继承。
1.邓小平同志本身对中国传统文化坚持非常严格和科学的“批判继承”态度。
如1980年底，邓小平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重申：“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影响，并继续制定和完善各种符合于社会主义原则的制度和法律来清除这些影响。同时，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错误倾向同样保持警惕，同样旗帜鲜明地作斗争。”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邓小平的爱憎分明，在中国人民面前就是孝顺的儿子，对中国人民的敌人就是割腐肉的刀子。
2.邓小平同志的话语简明而深刻，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经世致用和大道至简的意蕴。
尤其在他执政后期，对事物、历史包括对自己的看法都有着深刻的历史辩证和中国传统哲学的考量。邓小平同志心底无私天地宽的伟大品格和高风亮节以及坚忍不拔的意志、海纳百川的胸怀，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继承。同时他一生经历中的中国哲学思辨精神、对中国文化彻底的批判继续的态度、君子圣贤人格底蕴以及穿透苍穹沉浮的深远坚韧智慧乃至家庭建设经验，更值得我们去研究、回味、思考、运用，既有益于大的国民幸福、小的家庭和孩子的呵护培养，还有益于中国公民的人品格局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体实践的持续守正创新。
3.后邓小平时代的盛世中国命运的持续延续是非常隐秘而沉甸的国运课题。
翻开两千年中国历史，文景盛世、汉武盛世、开元盛世、永宣盛世等等盛世，总时间总共不过三四百年，每个盛世长的40年，短的10年，这其中衰败之道在当今世界形势下尤其值得我们警惕。很多衰败的征兆其实已经在盛世中期显出端倪，只是被盛世繁华所掩盖，而且很多所谓盛世的繁华背后其实是官心、民心、人心的腐败和堕落，只是当时没有引起上层管理者的真正重视，到底是世风时尚还是世风日下，只有千百年后对照历史价值观才能给出定论。正如明朝末年，以往被奉为神明的圣贤理论，在封建官僚那里变成忽悠“贱民”的工具，认为只能用来要求百姓，不适合要求自身，奏折里满是忠孝仁义，现实却满是蝇营狗苟。只有不怕死不爱钱不结党的海瑞不但拿圣人说教要求百姓，同时也用来要求自身，不怕得罪权贵和皇帝，自然活成了众矢之的和贞节牌坊：“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万历皇帝评价)。面对明朝衰亡的历史趋势，海瑞无奈发出悲天哀叹：“物态无终穷，天道有生灭”“这等世界究竟做成谌事业。”海瑞去世57年后，明朝灭亡，其中民族精神和家国信仰的集体迷失是国家的最大危机。毫无疑问，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由乱到治，并迅速由治到盛，新时代的中国已经步入处于有史以来中国最辉煌的盛世，但一些社会不良现象也同样开始若隐若现，甚至招摇过市，在眼球经济大潮中贻害世风，尽管新时代相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物质文明成果都达到成百上千倍的增长，但站在整个人类过去的历史上，单独一段盛世的开启和堕落一般只有几十年的时间，终究也只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沧海一粟，即使是靠着两次世界大战的机遇和霸权主义吸血吞噬全球人类发展文明成果的美国也仅持续100多年的盛世。盛世的延续必需要整个中国民族保持非凡定力，尤其保持健康发展生态。因此，当代中国不仅需要在民族复兴道路中持续追赶、拼搏奋进，也需要站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站在宇宙天道、生命自然之中，全面审视、充分挖掘借鉴国际国内、历朝历代由盛转衰的经验教训，并结合新时代中国国情和人类科技时代新纪元大势优化国家社会治理、减少贫富分化和阶层固化以及固定利益绑架格局、淬炼升华民族精神、激发民智觉醒、促进良币淘汰劣币、真诚取代虚伪，稳步推进万众创新、共同富裕和民族复兴，最大程度延续延长中国盛世。
（二）中国传统文化回归急需正本清源、引水归流
1.当前文化发展相对经济发展明显滞后，已成社会发展进步的木桶短板乃至内部社会风险源头。
在连续40年高速发展后处于两个百年交替的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新时代中国，中国人民已经开始富起来了，但人口红利也迅速消失，面临的国际国内挑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国际竞争环境也日益恶劣，美国对中国发展的遏制完全不讲道理、自制规则，无所不用其极。同时国内贫富悬殊等现象也越发突出，社会内卷日益严峻。这个时代正在加速转型发展，同时两级分化也越来越严重，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们越来越捉急，追求短频快，陷入资本陷阱。一部分人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道德底线受到资本金钱腐蚀，价值观发生严重偏移，在吸收西方文明时将金钱至上、两面伪善的所谓普世价值观的精神垃圾混沌吸收，在继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过程中将封建迷信、码头文化、官僚主义的愚昧毒瘤暗自运作，开历史倒车重回百年前亡国灭种的、奴化精神的封建愚昧迷信，丢掉革命先辈和劳苦人民用献血和泪水换来的、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已经开花结果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风骨和志气，还称之为“科学”。“官僚资本”带头看风水烧高香修大坟搞迷信，群众就会跟风把钱花在迷信上搞薄养厚葬，引导世风虚伪虚荣，不孝活人孝死人，才是真正坏了家风风水和社会风气。近年来，自己在国内捞钱、子女在国外花钱、转移资产的裸官裸商层出不穷，监管失察、利益输送、政绩工程、妻妾成群、奢靡享受等腐败现象居高不下，暴发户思想向外国资本狂交智商税，助推中国奢侈品消费2023年占全球消费38%，取得世界第一。资本巨富转移中国资产投报外国怀抱，却被国外资本连本带利洗劫一空，再被遣送驱赶的现象也反复出现、屡试不爽。这些卖国求荣者利令智昏到看不到自己黄皮肤和白皮肤的本质区别，“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穷”是中国文化中最简单朴素的道理和智慧，在部分金钱至上、崇洋媚外的资本官僚的眼里却迷失得连狗的认知都不如。各种封建资本腐朽价值观文化影视作品被资本裹挟，在手机网络上大行其道，打着插边球伺机渗透民众，离婚率、HIV增长率这些代表社会病态的指数不断创新高，这些发展后出现的过去不可想象的“西方病”现象，正刷新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球，挑战着社会价值观的底线，破坏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家国根基，由此可以看出近年来在西方文化侵蚀下，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市场经济中的缺位。
2.中国文化根植于中华大地，急需正本清源、引水归流。
种种现象正是由于文革期间中国传统文化被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后因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发展速度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人们过度追求物质，高度发展的经济和相对落后的文化出现不匹配，资本主义自由化夹杂着封建资本腐朽文化借着市场经济发展趁机上位，占领意识形态市场，本性上茹毛饮血的西方文化和讲究华章礼仪之美的东方文化出现水土不服，而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因在市场经济中眼球竞争力不足，又缺位严重。总体来说，为了摆脱被淘汰的国运，我们的身子跑得太快了，灵魂没跟上，导致喘气难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人、中华文明根在中华大地，就得要中国的传统文化血脉的滋养，才能健康成长，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否则就是迷失的无根人，危已。因此必须加速鼓励引导、创新发展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以人民为中心，和时代接上地气。
3.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门槛很高、任重道远。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先祖上下5000年的智慧心血共同积累凝结而成，经历无数代先贤的努力，除了主脉《易经》、《道德经》、儒家经典还有诸子百家，内容磅礴、五味杂陈，且非常系统复杂、抽象艰涩，加之又是文言文，没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和感悟甚至无法真正入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积累，基于自然天道，尽管和现代自然科学存在相通之处，但还是和纯自然科学文化有着很大差别，是哲学三观在现实世界和历史经验上的辩证统一和具体应用，讲的是为人处世、修身养性之学，作用于人的人格塑造，目的在于培养优秀的中华民族脊梁。同时中华传统文化具备一体两面性，《易经》用对了就是阴阳变换哲学判断事物变化趋势和风险，涵养君子气和龙精神，没用对就是算命看坟搞迷信。《道德经》用对了就提升人的道德境地，养大道心、行天地事，没用对就是消极避世不作为，追逐和尚道士、太上老君和玉皇大帝。儒家用对了就是养圣贤君子修齐治平，用错了就是封建吃人礼教假仁假义。正所谓“少年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很多时候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靠的是家庭的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所以才有“书香门第”一说。对普通没有读过中华经典的群众而言，尤其是学习现代自然科学不够深入系统的人，往往更容易被简单被动不需思考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封建迷信糟粕思想蛊惑和吸引。因此，在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时，一定要学习邓小平同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主动拒绝封建迷信和官僚礼教、势利虚荣等封建糟粕的愚昧化、奴役化洗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涉及到中华文明复兴的精神核心部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自信和传播关系中国发展定力和民族复兴的长远稳定，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部分实现通俗易懂的降低门槛，达到有效传承传播和全新业态融合创新发展的局面，是非常艰巨而又十分急迫的课题。
（三）中国文化需要在市场竞争中广泛借鉴、淬骨炼魂、回眸“新时代”初心
1.新时代是鲤鱼跳龙门的“新”时代。
文化复兴并不是复古和复原，而是一个洗尽铅华、沉淀精华、批判继承、守正创新，然后再百花齐放、日新月异、璀璨夺目的过程，是反复、复杂、混沌的市场竞争选择。万事万物有阳必有阴，鱼龙混杂、浮躁多元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必经过程，随着中国正面发展方面的指数式飞越式发展，各种负面发展的新情况、新矛盾也必然会指数式出现，如同发展必然伴生腐败，奢靡享受必然诞生虚荣跋扈，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承和创新发展必须正视这一自然现象，主动预防、迎击，才能化危为机，以文化复兴推进民族精神复兴和升华，当一个人取得一点成绩，心里开始丧失斗志和警惕的时候，衰相就开始出现，真的等到江河日下、不可收拾的时候就晚了。同时中国文化的复兴也必须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与人民和时代乃至国际充分融合，就像人生必然要经历烈日风霜才能化蛹成蝶，只有经历这个状态后才会雨过天晴，文化才会厚重通达、多彩多姿、充满韧性，人民才会重拾大国精神的成熟厚重、理性平和，而不是仅仅泛泛而谈。当功夫熊猫被美国连拍四部，美国用中国文化席卷全球市场，说明我们对中华文化的精细研究、创新运用之路还远远不够。作为中国人，传播中国文化理应比外国人做得好十倍、百倍才对。这也是中国在新旧交替的复兴路上急需抓紧补齐的一课，我们的国民急需补钙壮骨，从五千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回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将系统复杂深奥的中国哲学思维、中国文化元素创新融合多业态发展，化为广大百姓一看就懂的话语和故事以及影视文艺作品，以至于诗情画意、精进作为的日常生活点滴，润物无声的从细小处强壮民族精神的脊梁。必须正视中国糟粕传统文化和资本主义腐朽价值观的影响，引导好文人骚客和文化市场，在文化上既不能迷信封建，也不能迷信西方，真正实现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预防意识形态领域的浮躁迷失和颜色革命。兴家犹如针挑土，败家好似浪推沙，沉淀文明步履维艰，最重要的就是守正创新。我们中国人需要在文化回归中找到中国定力、增强中国自信，推进中华文明进入新高度。
2.文化不能物化，文化要对抗物化，引导控制物化，对抗功利主义。
文化发展的首要在于保护文人的脊梁气节，引导他们坚守道德良心、诗和远方，坚持为民初心、坚守党性心怀，投笔从戎，张扬真善美。文化虽是精神，却源于现实，文化人是要深入肌理、摸清实情的，是要舍得自己、下地扎根的，乃至超脱世俗、指引未来的，文人是守望精神世界最后的斗士，如果文人志士被资本绑架都说假话了，各种成功学、厚黑学等内卷零和博弈思想满天飞，世界就容易颠倒崩坏了。文学若没有思想，终究是附庸风雅，做资本的嫁衣，甚至腐蚀民心、祸国殃民。如果文人光暴露假恶丑，不张扬真善美，相当于教人有样学样当蛊惑仔，传播负能量和社会病。如果光吹嘘纸醉金迷、拜权拜金，无异于宣扬奴性，为社会关系和民族精神注入毒药。家贫国弱只能说明儿子无能，文人的脊梁应该是越挫越勇，这个社会由坏变好，由落后变进步，正因为我们挺起脊梁默默的努力，乃至无声的对抗、灵魂的坚守、信仰的战斗、忘我的建设，才赢得文人的荣耀，通过以文化人对抗封建资本低级层次的钱权物欲享乐二元价值观，引领劳动美、各美其美，回归多元并蓄、百花齐放的华夏文化生态。
3.对西方文化，要主动研究、对比他们的核心思想和灵魂个性，才能知己知彼。
就得研究他们的源头《旧约》和《新约》，才能真正理解西方以自我为中心的双标伪善源泉和海盗道德逻辑，为什么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生孩子的传递人类基因血脉的自然行为是犯罪，现实中西方人为什么又喜欢在网络上宣传色情文化。为什么仁慈的上帝要这么残忍的发洪水淹死除选民以外的所有人。为什么他们才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向上帝交了保护费了吗?世界上战争的洪水一直在发，上帝的选民的背后的手里拿着代表上帝旨意的屠刀收割全世界其他民族的保护费，这是选民的行为，还是上帝的仁慈?中国文明源自农耕，数千年来一脉相承，强调勤奋务实、自力更生，体现了“付出汗水、得到收获，储存粮食”的实用主义哲学。相反，西方文明属于商业文明，其本质是追求低买高卖，注重投机和取巧。这导致了西方文化的本性包括掠夺和强盗，与中国古代的务实发展截然不同。对比中国盘古和西方上帝的行为，才能站在西方人思维逻辑理解西方行为的“正当性”，才能以中国文化中天地自然、人类多元文明的格局视野促进东西方文明相互尊重、减少冲突，更好的交往互利、取长补短。不能因为是共产党员就不看不了解，而是尊重、学习、借鉴和批判地吸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所用，回归“沧海之外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笃定和坦然。
4.新时代不仅是发展后面临的矛盾转变的新情况、新阶段，更是民族进步革新的新作为、新起点。
一百年前，《新青年》的本志宣言这样描述今天的新时代：“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互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欣喜的，丑的，恶的，战争的，倾轧不安的，懒惰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我们新社会的新青年应当尊重劳动，应该随着个人的才能兴趣把劳动放在自由愉快，艺术美化的地位，不应该把一件神圣的东西当做维持衣食的条件。”它同《共产党宣言》一样散发着人性中的最伟大最博爱的光辉，驱使着毛泽东、邓小平等无数先辈们奋勇向前。
在经过一百年后奋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实吃饱穿暖的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应该对照百年前的革命先辈理想中的新时代的初心愿景自省，在秉承前人奋斗的基础上，以守正创新、批判继承、行稳致远的态度，充分吸收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营养，激发人民创新、壮大中华文脉、续写复兴华章。
（作者：邻水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陈超）
